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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

发布日期:2020-05-19 15:07:00 浏览次数:0次 字体:【    

  贵阳自元代建顺元城以来,已有 700 多年历史,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贵阳文化贯穿一条本土文化与埠外文化共生 融合的主线。多元共存的民族文化、移民文化、阳明文化、以“三线建设”为标志的现代工业文化和红色文化在融合中 又各自展现出独特的风貌。民族文化   贵阳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会城市,汉族、苗族、布依族、土家族、彝族、侗族、仡佬族、白族、回族、 满族、壮族、水族 12 个民族是世居民族。全市有 17 个民族乡,309 个民族聚居行政村,1078 个少数民族自然村寨。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民族,表现出“十里不同俗”的特点,各民族较好地保存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民风民俗、 语言文字和绚丽多彩的节庆活动。主要表现为在民族生活中逐渐积累和沉淀下来的文化载体,包括民族节日、建筑、饮 食、服饰、婚丧、祭祀、图腾等,以及民族心理、意识特性的反映,包括民族传统方面的风俗习惯、宗族意识、种族情 结、民族精神、民族生活等。秦汉时期,贵阳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开始与中原传播而来的汉文化交流融合。魏晋南北朝时 期,百越、氐羌、苗瑶、濮人四大族系不断迁徙,相互对流,汉代移入的汉族被同化,使黔中地域成为多民族地区。明 代移入的汉民至清代亦已成土民。少数民族豪爽、好客、吃苦耐劳的性格特征成为贵阳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贵阳又名筑, 一说源于贵阳多竹。贵阳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积淀出深厚的竹文化,而且在历史演变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文 化。长期的历史进程,在贵阳地区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更促进了多族体共居的既有差异,又有交融, 和谐共荣的多元文化体系的形成,使各民族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移民文化   贵阳历史上出现四次大规模外来移民,使贵阳成为一座“移民城市”。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融汇在贵阳这个城市,互不排斥、和谐相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成开放包容、和而不同的城市 文化特点。
  第一次大规模移民出现在明朝。随着军屯、民屯、商屯汉人源源不断进入,贵阳呈现“五方杂处”的特点。嘉靖年 间(1522~1566)贵阳军民府就有 3.2 万在籍丁口,主要是汉族。第二次大规模移民出现在清初,安屯设卫、募民垦荒、 谪迁流放及经济发展促成的经商流寓、矿业开采等,外地移民又大批进入。清代贵阳有 11 个会馆就是明证。乾隆初年, 贵阳有 4.9 万在籍人丁。外地移民推动贵阳农工商业发展,而移民中大量的官吏、文人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优势,办 教育,兴学术,推动贵阳文化不断发展。第三次大规模移民出现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贵阳处于大后方,大批机关、学校、 企业迁来贵阳,贵阳人口从 1937 年 12 万余人增加到 1945 年 28 万余人。贵阳工业、商业和金融业以及文化教育都有较 大的发展。第四次大规模移民出现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及 60 年代。1949 年 11 月 15 日贵阳解放后,大批南下、西进的解 放军官兵留在贵阳。20 世纪 50 年代,东南沿海企业内迁贵阳。60~70 年代,贵阳成为全国“三线建设”重点城市之一, 促进了贵阳产业结构的变化和教育、科研事业的发展。数十万建设者来自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东北、中原、江南地区, 他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品德,为贵阳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四次大移民浪潮中,移民文化从开始与贵阳本土文化的碰撞、冲突、渗透、异变到后来逐步包容、共生、融入,形 成与贵阳相连的多元共生型文化,一方面推动了贵阳的城市建设和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发展,另一方面使贵阳文 化极具亲和力,具有接纳多质文化的开放性以及相应的弹性结构,保持了城市发展的活力。 阳明文化    贵阳是王学的诞生地。王阳明在修文龙场创立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为代表的王学理论, 把中国哲学推向新的高峰。“龙场悟 道”不仅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具有 转折性变化的历史大事件,提升了 贵阳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影响力,还 促进了贵州和贵阳的教育文化的发 展。王阳明创办龙岗书院、主讲贵 阳文明书院,对于贵州教育,特别 是自由讲学之风起了推动作用,同 时还积极化解民族矛盾、维护民族 团结和地方稳定。由此而形成的阳 明文化对贵阳文化的发展产生不可 估量的作用。黔中王门的学者、旅 黔阳明后学以及清朝乃至民国时期 的一些学者,都努力践行王阳明的知行学说,推动了贵州地方文化的 4 贵阳百科全书 发展。贵阳提出“知行合一、协力争先”的贵阳精神,就是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了王阳 明的知行学说,在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积极因素基础上,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 建设相协调,反映出贵阳人民在经济社会建设中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认识与实践相结合,勇于实践,敢于创新的精 神风貌。阳明祠、玩易窝、阳明洞、龙岗书院、何陋轩、君子亭、宾阳堂、三人坟等遗址,成为贵阳独有的阳明文化遗产。 阳明文化已经成为贵州宝贵的文化学术资源和知名的文化品牌,成为贵阳最为响亮的本土文化。 红色文化    贵阳红色文化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中国工农红军、中共贵州地下组 织、一切先进分子和各族群众在贵阳地域内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和贵州特色的先进文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 以红军长征为主的红军文化、以中共贵州省工委等党组织活动为主的地下斗争文化和以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为 主的抗战文化。从五四运动的影响到共产主义思想在贵阳的传播,指引了贵阳几代青年追求真理,投身革命。1934 年, 中共毕节党支部的林青、秦天真、缪正元转移到贵阳活动,创建发展中共党的组织。1935 年 1 月,中央红军占领遵义, 林青到遵义向中共中央汇报贵州地下党的工作,中共中央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中央红军、红二军团、红 六军团长征经过贵阳所属区域,跳出了包围圈,实现战略转移。以红军历史为主要内容的长征文化,成为贵阳红色文 化的核心记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许多革命志士为理想抛头颅,洒热血。息烽集中营从建立至撤销,先后关押 了 1200 多人,被秘密处决和折磨致死的就有 600 多人。贵阳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长期坚持斗争,林青、王启霖、岳景宗、 廖崇美、杜蓉、金芳云、陈开秀、毛克诚、高志善等共产党人不怕牺牲、从容就义的坚定,都昭示着我们在今天的经 济社会发展中要坚持对理想信念执着坚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早期共产党人在贵阳播下的火种,形成了贵阳人厚重的 红色记忆和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息烽集中营、林青就义处、玄天洞、乌江茶山关渡口、中共贵州工委旧址等成为红 色旅游的重要景点。 
  贵阳作为迁徙辗转的交通枢纽,成为抗战期间历史发生、教育推进和文学再续的中转核心地。抗战时期,中共地下 党组织发动青年冲破思想禁锢寻求革命真理,进而奋起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贵阳空前繁荣的文化活动,无一不紧扣抗战、 爱国这一时代的主题,使得贵阳民众的国家民族观念、家国情怀得到极大提升和普及,成为贵阳发挥抗战大后方的作用 的精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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