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城垣始创于元代，是以土筑城（土城墙），当时的范围大概是北到钟鼓楼(今之勇烈路口)，东至今老东门，西至今大西门，西南至今次南门，南至今大南门。及至明朝洪武年间，镇远侯顾成在元代城垣的基础上，以石砌城（石头城墙），除北门拓展到今喷水池一带外，其他四门位置基本未变。自元代到明初，贵州尚未建省，在行政上分属湖广、四川、云南管辖。其中，通往四川的官道（驿道），是经北门而出经遵义到达四川，加上当时贵阳对外交通不便，作为生活必需品的盐巴，主要是就近引入四川井盐。

在官方文书来往和盐业运销等商业的带动下，北门外居民逐渐聚集，人口增多。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建省，贵阳成为省城，官商交流更加频繁，贵阳城中人口日益增多。至天启年间（1621年至1627年），经过两百余年的和平发展，贵阳城中人满为患，自然增长的大量居民或外来人口逐渐在北门外定居，普定街(今黔灵西路)、仁寿街(今黔灵东路化龙桥一带)等街道由此逐渐形成。

纳入新城之后，仁寿街与广东街、南京街、普定街成为外城核心繁华区域，对联“笙歌十里市中市；冠盖千家城外城”的后半句就是写的站在北门城墙上看到的外城繁荣盛况。

明末清初，大西军孙可望归顺南明永历政权，于1647年（清顺治四年，南明永历元年）从四川南下攻占贵阳，外城毁于战火。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军占领贵州全境建立政权，随后对贵阳内外城进行多次修砌，逐步恢复了外城的样貌。但是，由于孙可望、吴三桂在与清廷较量中，贵阳城垣遭受战乱破坏，人口大为减少。在明代相对繁华的外城，在清初却是一片衰败景象，在明代的仁寿街上商家商贩减少，这条街大概逐渐演变为城中“菜市场”，成为内外城宰杀、批发各种鱼类的集中地，故而逐渐被称为“鲜鱼巷”。

随着清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地处外城“大十字”的鲜鱼巷终究“咸鱼翻身”，至清道光年间，在街道上聚集了化龙桥、佑圣宫、财神庙、檀香寺等地标性建筑，再次成为外城核心街区。其中，檀香寺始建于康熙年间，嘉庆年间重修，清代楹联大家刘蕴良有一联描绘檀香寺情景:“檀音结自丹霄,秀毓芝云开烂漫;香篆飘从紫府,清和桂月散氤氲。”

民国初年，贵阳的街道保持着清代的格局，唯有部分街道名称有所变化。民国十五年（1926年）前后，由于贵阳城垣外城开始拆除，街道名称和所指路段有所变化，清代的鲜鱼巷自东向西被划分为三段，依次是檀香寺街、化龙桥、鲜鱼巷。清代的普定街自东向西也被分为三段，依次是普定街、正阳街、威清门。

1940年，普定街、正阳街合并,取贵阳境内号称“黔南第一山”黔灵山之名命名为黔灵路。1941年,黔灵路延长到新东门。自此，以中华北路为界，分黔灵东、西路，一直沿用至今。

在今天的贵州中烟公司（烟厂）附近，民国时期是贵州烟草公司，生产过20支装“黄鹤牌”香烟。1940年,张敬铭成立江华烟厂,以虎门巷、余家巷一带的房屋作为厂房,生产“仙美”、“经庙”牌香烟。

新中国成立以后，黔灵东路于20世纪50年代拓宽铺平，改建为水泥路面，成为较早改造的街道之一。改革开放后，随着贵阳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由于临近喷水池商圈，上世纪90年代初期，陕西路、黔灵东路一带逐渐形成饮食一条街及若干夜市区，黔灵东路上各类饭店、小吃琳琅满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