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历史悠久，3万年前就有人类居住、活动。贵阳原为边疆民族地区，从夜郎、牂牁至贵州建省、贵阳设市，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历史演变，行政建置与其他地区有别。自元代开设驿道以来，战略地位提升，是为西南战略要地。贵阳是移民之区，明清及抗战时期的移民，推动了贵阳地区开发。建省以来，贵阳文教渐兴，抗战时期文化有较大发展。

建置沿革

春秋战国至汉初，在巴蜀以西、以南地区，散布着众多部落，史称“西南夷”。西南夷分为七大族群，夜郎最大。《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由夜郎族群各部组成的部落联盟，谓之“部落方国”，地域辽阔，北抵巴蜀，东临荆楚，南至南越，贵阳地区属古夜郎。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平南夷（指夜郎）为牂牁郡”，纳入行政建置。牂牁郡（汉）是汉初在边疆设立的“边郡”，治理上与内地郡县不同，土地、人口不入簿籍，因俗而治。牂牁十七县以夜郎各部落为基础建立，既设太守、都尉、县令等官，又封部落首领为王、侯、邑长，谓之“郡国并存”。为了有效控制边郡，汉朝派兵驻扎要害地方，又移“三蜀”（蜀郡、广汉郡、犍为郡）大姓率民屯田以实边疆。贵阳地区大抵属且兰县，因且兰部落在“平南夷”时已被灭亡，称为“故且兰”，是牂牁郡治所。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王朝衰落，地方势力崛起，汉代移入的三蜀大姓、汉军将领与当地土酋结合，形成“牂牁大姓”，以龙、傅、董、尹及谢氏势力最大，控制牂牁。三国时，蜀汉将汉代所设牂牁郡一分为三，以同并、毋单、谈稿、漏江四县设建宁郡，以宛温、句町、漏卧、镡封、西随、进桑六县及益州郡的律高等四县合设兴古郡，而以夜郎、且兰、谈指、毋敛、鄨、平夷六县为牂牁郡，其地在今贵州境内，贵阳仍属且兰县。西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宁州刺史王逊又将三国时的牂牁郡一分为三，以北部的平夷、鄨二县地置平蛮郡，以西部的夜郎、广谈、谈指、谈乐等县置夜郎郡，而以南部的且兰、万寿、晋乐、丹南等县为牂牁郡，万寿、晋乐二县系由且兰县分出。南朝齐时，将西晋牂牁郡分为南牂牁郡和东牂牁郡，南牂牁郡领且兰、万寿、晋乐、毋敛、绥宁、丹南六县，故《贵阳府志》称，贵阳府地为且兰、万寿、晋乐等县。

唐代，今贵州之地属黔中道，因其地为唐朝与南诏角逐之地，设黔州都督府统摄，在乌江以北设立如同内地的经制州（即正州），在乌江以南广大地区设五十羁縻州（又称边州），在西部则存在若干相对独立的“藩国”，形成“经制州、羁縻州与藩国并存”的局面。乌江以南的少数民族部落为大姓控制，有“东谢蛮”“西谢蛮”“南谢蛮”“西赵蛮”“牂牁蛮”等称，归附后，唐以其地置“羁縻州”。黔中地区，以南谢首领谢强之地置庄州，谢法成之地置矩州，清州、蛮州为宋氏所据，史家认为矩州在今贵阳。

北宋时，宋景阳占据黔中，开“水东宋氏”基业，“昆明”（彝族先民）罗施鬼国势力达于黔中。宋太祖开宝七年（974）普贵入京朝贡，太祖敕曰：“予以义正邦，华夏蛮貊，罔不率服。惟尔贵州，远在要服。……尔若挈土来廷，爵禄、土地、人民世守如故。”以此而有“贵州”，其地在今贵阳。唐宋时期的“羁縻州”，是“羁縻”政策的体现，对归附中央王朝的少数民族，“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羁縻州大抵以三五百户为一州，“寄治山谷之间”，无城郭，“官府唯有短垣、木栅”。羁縻州与中央王朝关系松弛，“来者不拒，去者不追”。来朝的部落便以其地赐名某州某县，封其首领为刺史、知县，多年不朝便将其名号取消，时兴时废，故唐代所设的羁縻州约有三分之一在宋代已不见记载，又新增许多羁縻州，如矩州到宋代已无，贵州乃宋代新增。

元代始设行省，今贵州之地分属湖广、四川、云南三行省，省下设路、府、州、县。又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宣尉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及蛮夷长官司，因以土人做官，故名“土司”。至元十九年（1282），“改贵州为顺元”，表示归顺元朝。“顺元城”是贵阳建城之始，在此设立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辖顺元路军民安抚司、“八番”九安抚司及管番民总管府。顺元路军民安抚司领二十二蛮夷长官司；贵州等处，明改贵竹长官司，治今贵阳；茶山白纳等处，明改白纳长官司，在今花溪区境；水东等处，明改水东长官司，在贵阳东北；武当等处，在今乌当区；落邦扎佐等处，明改扎佐长官司，治今修文扎佐；六广等处，明改贵州宣慰司六广渡，在今修文六广；底寨等处，明改底寨长官司，治今息烽县底寨乡；青山远地等处，明改青山长官司，治今息烽县青山苗族乡；养龙坑宿徵等处，明改养龙坑长官司，治今息烽养龙司；雍真乖西葛蛮等处，明改乖西长官司，在今开阳县境；骨龙龙里清木楼雍眼等处，明改龙里长官司；骨龙等处，明改大谷龙、小谷龙二长官司，在今龙里县境。“八番”九安抚司，明改程番、小程番、大龙番、小龙番、卧龙番、金石番、罗番、方番、洪番、韦番、卢番、上马桥等长官司，均在今惠水县境。管番民总管府所属金竹府，在今长顺县。以上各土司，大抵均属明清时期的贵阳府。

明朝对贵州实行“土流并治，军政分管”，既保留土司，又设府州县，还设立许多卫所，以府州县管“民户”，卫所管“军户”，土司“治土民”。洪武五年（1372），水西宣慰霭翠、水东宣慰宋蒙古歹（即宋钦）归附明朝，令将二土司合为贵州宣慰司，设司署于顺元城，改称“贵州宣慰司城”。贵州宣慰司辖地辽阔，领有贵竹、中曹、白纳、水东、青山、底寨、养龙坑、扎佐、乖西、龙里十长官司；水西安氏亲辖“十三则溪”，在今毕节、大方、水城、织金、纳雍、黔西、金沙、清镇、修文等地；水东宋氏亲辖“洪边十二马头”，在今开阳县及乌当区北部；后又将程番、小程番等十三长官司隶属贵州宣慰司。洪武年间，在贵阳地区设立贵州卫、贵州前卫、龙里卫、新添卫（今贵定）、威清卫（今清镇），卫所自成区域，隶于贵州都指挥使司。永乐十一年（1413）设贵州布政使司于宣慰司城，改称“省城”。成化十二年（1476）设程番府，统领程番、小程番等十三长官司。隆庆二年（1568）移程番府入省城，次年改贵阳府，贵阳以“贵山之阳”得名。万历十四年（1586），以贵竹、平伐二长官司地置新贵县，同年又以原程番府地置定番州。二十九年（1601）升贵阳府为贵阳军民府，三十六年（1608）析新贵县及定番州边地置贵定县。四十年（1612）改金竹安抚司为广顺州，崇祯四年（1631）以“洪边十二马头”地设开州（今开阳），并将宋氏在贵阳附近之地改为贵阳府亲辖地，皆隶于贵阳军民府。又以水西安氏“水外六目地”改设镇西卫和敷勇卫，安氏土司退出贵阳。

清代以巡抚为全省军政长官，设巡抚衙门于贵阳。为统一行政建置，归并事权，将卫所并入州县。康熙十年（1671）裁龙里卫改设龙里县，二十六年（1687）改贵阳军民府为贵阳府，以贵州卫、贵州前卫地设贵筑县，裁敷勇卫置修文县，将新添卫并入贵定县，以威清、镇西二卫地置清镇县，清镇县属安顺府，其余各县属贵阳府。三十四年（1695）将新贵县并入贵筑县，以原新贵县地编为东、西、南、北上下八里，贵州、贵前二卫地编为捕属、红边等九里，府亲辖地编为蔡关、麦西、水边、巴香四里及中曹、白纳、青岩、养龙等六司。雍正五年（1727），平定长寨苗民，以贵阳府同知分驻其地，置长寨厅，又将南笼厅永丰州罗斛地方划归定番州。乾隆二年（1737），添设扎佐巡检司，直属贵阳府。光绪七年（1881），移贵阳府同知驻罗斛，改为罗斛厅。

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10月10日武昌起义，继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之后，贵阳于11月3日响应武昌起义，建立大汉贵州军政府，在全国居第七位。中华民国建立后，于民国三年（1914）颁布《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将府、厅、州一律改设为县，以贵阳府亲辖地和贵筑县改设贵阳县。四年（1915）分全省为黔中道、贵东道、贵西道，贵阳县属黔中道，黔中道撤销后直属于省。二十四年（1935）属第一行政督察区，两年后仍直属于省。三十年（1941）撤销贵阳县，以贵阳城区及近郊设立贵阳市，而将市区以外之地设贵筑县，移驻花溪。

贵阳是西南战略要地

贵州介于湖广、四川、云南三省之间，是为“西南之奥区”。元初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在全国各地大修驿道，将西南边疆纳入驿道网络。由湖广（今湖北、湖南）通往云南并可通缅甸的大驿道贯穿贵州，并在“贵州”（指今贵阳）与川黔驿道、黔桂驿道交会，使“贵州”成为“南来北往，东出西进”的咽喉要地，战略地位骤然提升，一跃而为西南军事重镇，于是“改贵州为顺元”，在此设立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

元成宗好大喜功，于大德四年（1300）派湖广右丞刘琛率湖广、江西、陕西、江浙兵二万余人远征“八百媳妇”（今泰国清莱、清迈一带）。大军进至顺元，“纵横自恣，恃其威力”，肆意征发民夫、马匹、银两，激起宋隆济、奢节起义。战争持续四年，四川、云南边境的乌蒙、乌撒、东川、芒部、水西各部闻风而起，“西南半壁为之震动”，元朝发陕西、河南、江西、湖广、四川、云南六省兵围攻，战事方平。

明朝建立，为了控制西南一方，于洪武四年（1371）设立贵州卫，与成都卫、武昌卫互为犄角。明初，云南尚在元封梁王孛儿只斤·把匝剌瓦尔密的统治下，自恃地险路遥，不肯归附明朝。待全国形势稳定后，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十四年（1381）派三十万大军远征云南。大军由湖广经镇远、偏桥（今施秉）、新添（今贵定）、“贵州”（今贵阳）、普定（今安顺）、普安（今盘州市）入云南，偏师由四川经毕节、乌撒（今威宁）进军曲靖，两路大军在曲靖会师，一战而使梁王全军覆没，数月即将云南平定，贵州战略地位之重要可见于此。

云南平定后，朱元璋最感忧虑的是“大军一回，云南又成孤悬”，于是沿驿道遍立卫所，确保驿道畅通。洪武十五年（1382）在贵州宣慰司城设立贵州都指挥使司，统辖十八卫及二直隶千户所，贵州卫、贵州前卫拱卫都司；在贵阳以东设龙里卫、新添卫、平越卫（今福泉）、兴隆卫（今黄平）、清平卫（今凯里）、都匀卫，史称“下六卫”；在贵阳以西设威清卫、平坝卫、普定卫、安庄卫、安南卫、普安卫、史称“上六卫”；在川黔滇驿道上设永宁卫（今四川叙永）、赤水卫（川黔边境）、毕节卫、乌撒卫，史称“西四卫”，以军事控制贵州、稳定云南。

永乐十一年（1413），废思州、思南二宣慰司，以其地设思州、思南、铜仁、乌罗、镇远、石阡、黎平、新化八府，并贵州宣慰司及安顺、镇宁、永宁三州，设立贵州布政使司，贵州始成一省。因掌管全省行政的机关布政使司设在“贵州”，命名为贵州布政使司。从此，原先专指贵阳一地的“贵州”成为省名。贵州建省，并不是因为社会经济发达，而是因为战略地位重要，郭子章《黔记》写道：“盖贵州乃古罗施鬼国，地皆蛮夷，山多箐广，流水涵渟，土无货殖，通计民屯仅十四万石，为天下第一贫瘠之处，官戎岁给仰于湖广、四川二省，盖非都会之地……我朝因云南而从此借一线之路，以通往来。”论土地、人口和赋税，贵州本不足以建省，然因“驿道所经”，为稳定西南政局，巩固云南边疆，“开一线以通云南”，明代即成为第十三个行省。

贵州战略地位的提升，很大程度是因几条驿道在“贵州”交会。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贵州方舆纪要序》中指出：“常考贵州之地，虽偏隅逼窄，然驿道所经，自平溪、清浪而西，回环于西北凡千六百余里，贵阳犹人之胸腹也，东西诸府犹人之两臂然。守偏桥、铜鼓，以当沅、靖之冲，则沅、靖未敢争也；踞普安、乌撒，以临滇、粤之郊，则滇、粤不能难也；扼平越、永宁，以扼川蜀之师，则川蜀未敢争也；所谓以守则固也。”正因为“贵州”是兵家必争之地，建省即成为省会，至今已600余年。

明朝灭亡后，张献忠的大西军余部由孙可望、李定国率领入黔，与永历王朝联合抗清，永历帝驻安龙，而军事指挥中心则在贵阳，以云贵为根据地，出兵湖广、广西，坚持抗清12年。清顺治十五年（即永历十二年，1658），清军三路进攻贵州，宁南靖寇大将军罗托从湖南进军，平西大将军吴三桂从四川进军，征南大将军赵布泰从广西进军，三路大军于次年在贵阳会师，云南、贵州始入清朝版图。

云南以贵州为出口，云南通往湖广的驿道最为繁忙，云南军旅、官员、客商、驿运、朝觐都必须经过贵州，过往马匹、夫差云南占十之六七，而贵州只占十之三四，故令云南每年协济贵州驿道经费一千五百两，入觐之年增加一千两。滇铜及云贵土产都经驿道在镇远下水，江浙、江西、湖广的货物在镇远起岸，然后运往云、贵各地，云贵举人经此道赴京会考，缅甸及东南亚各国使者由此道进京朝贡，故有“辟开重驿路，缅人骑象过桥来”之说。贵阳成为“万马归槽”之地，客商络绎不绝，缅甸使者经过贵阳，光绪年间在贵阳老东门搭起象棚，观者如堵。

1935年中央红军转战贵州，打破敌人的封锁、堵截，转败为胜，北上抗日，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红军两次经过贵阳，蒋介石也坐镇贵阳指挥“围剿”。在红军长征中，中共中央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以后又建立中共贵阳县委。省工委建在贵阳，领导全省抗日救亡活动，成为全省革命活动中心。

抗日战争期间，长江航运被日本封锁，铁路遭到破坏，进入西南主要靠公路。湘黔、黔桂、川黔、滇黔四条公路干线在贵阳交会，使贵阳成为西南公路交通的枢纽，西南公路管理局也由长沙迁往贵阳。从湖南、广西进入西南，首先经过贵阳，然后到重庆、成都、昆明。由越南河内或缅甸仰光运来的国际援助物资，也经贵阳转运到重庆及各战区。贵阳是陪都重庆的屏障，在西南的地理位置有如日内瓦之于欧洲，被称为“东方的日内瓦”。贵阳在西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重要性日益显著，人口猛增，于民国三十年（1941）建立贵阳市。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方针，令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首先占领贵阳，腰斩国民党的“大西南防线”，切断胡宗南集团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然后进军重庆、成都、昆明，胜利解放大西南。

移民推动贵阳地区开发

明朝建立，实际上只占半壁河山，长城以北为蒙古兀良哈、鞑靼、瓦剌三部所踞，关东为女真三部所有，天山南北为“西域诸国”。长城以内地方，中原、关中、江南、江西、湖广、四川早已开发，人烟稠密，唯西南的云贵高原地广人稀，移民实边，开发云贵，历史地提上日程。“移民实边”是一大举措，将“狭乡”（地少人稠之区）之民移往“宽乡”（地广人稀之地），既缓解内地人多地少的矛盾，又增强开发边疆的劳动人手。贵州地广人稀，“不患无地而患无人”，成为移民的重点区域。

移民的方式主要是屯田，有“军屯”“民屯”“商屯”三种。军屯属卫所，凡有卫所之地皆有屯田，卫所官兵及其家属一律编入“军户”，是一种集团性移民。按常规编制，每卫额定5600人，领左、右、前、后、中五个户所，每千户所领十个百户所，百户所领总旗二，总旗领小旗五，小旗领兵10名，卫所官兵均带家眷，一人在军，全家同往，无妻室者予以婚配，故5600人实为5600户，因而有千户所、百户所之设。屯田以百户所为单位，驻军处设堡，耕种地为屯，合称“屯堡”。贵阳地区设有贵州卫、贵州前卫、龙里卫、新添卫、威清卫，共有“军户”28000户，以五口之家计算，约143600口。设屯堡250个，星罗棋布，插入土司地区。贵阳的屯堡，以地命名的如龙洞堡、青岩堡、洛湾堡、老鸦关堡，以屯官姓氏命名的如孟官堡、朱家堡、程官堡、郝官堡、窦官堡，以开屯长官命名的如袁方堡、秦旗堡、刘士连堡、胡朝堡、陈亮堡，以出产命名的如李子园堡、杨梅堡、酸汤堡、卖糕堡。威清卫有所不同，屯堡皆以千户所加百户所编号命名，中千户所第一屯为中一，依次类推而有中八、中九，左二为右千户所第二屯，后五为后千户所第五屯，如此等等。

民屯系由官府“招徕”农户、游民，或以“罪徒实之”，发给牛具种子，安排在空闲之地屯田，建立若干“汉庄”，移入之民一律编入“民户”，设立里甲，由府、州、县所管。贵州宣慰司地，民户日益增多，嘉靖年间有官民2145户、12942丁口；万历间增至3702户、35249丁口。贵阳为省城，隆庆三年（1569）设贵阳府，军户、民户密集，《贵州通志》（万历）记载，嘉靖年间，城内“官民杂役五千九百四十八户，三万七百四十四丁口”，“杂役”主要是各种“匠户”。

军屯、民屯主要是进行农业开发。万历年间，贵州卫屯田44869亩，贵州前卫37056亩，龙里卫63147亩，新添卫26885亩，威清卫41350亩，共有军屯173307亩。贵阳府万历年间有民田11886亩。移入的军户、民户习以为常地按原先的方式进行农耕，无形中把内地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传入贵阳，兴修水利，推广牛耕，兴起园圃，引进多种农作物，农业出现新的面貌。以屯堡、汉庄作示范，向周围“苗寨”推广，逐步改变“刀耕火种”的粗放状态。

城镇不断兴起。明初将顺元城改筑石城，扩大城区，城周九里，设有五门，天启年间在北门外扩建外城。州县城陆续出现，卫所的城堡星罗棋布，贵阳城中有十二坊市，城周乡场以十二生肖命名，“及期各负货聚场贸易”。货币流通，改变了“以物易物”的状况。匠户的移入，促进手工业发展。

明代移入的汉民，日久已成土著，称清代移民为“客民”。清代的“客民”与明代官府主导下的“屯民”不同，他们是经济原因来自各地的自由移民，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买当苗人田土客民”，一类是“佃种苗人田土客民”，还有一类是“贸易、手艺、佣工客民”。贵阳府八属，道光以前移入的客民共9251户，约46000人。贵阳府亲辖地及贵筑县，有客民2471户，其中，买当田产者1661户，从事贸易、手艺、佣工者810户。省会贵阳为“五方杂处”之地，“江右、楚南之人为多”，城内外六保有居民12546户、54567口。其余各州县皆有客民，以定番州1318户、贵定县1137户较多。

客民在贵阳购置田土或在农村租佃土地，促进了地主制经济发展。利用地形和水源开垦田土，终年积水的谓之滥田，以水车戽水的谓之水车田，筑堤引水的谓之堰田，积山泉为塘灌溉的谓之塘田，凿井灌溉的谓之井田，在坡地开垦梯子田、腰带田，贵阳府各属共有成熟田212331亩。定番州、广顺州盛产大米，“若定番之米数日不至，价则陡昂”。引种玉米对山地开发有重要意义，成为杂粮的大宗。修文、开州以青冈树放养山蚕，罗斛地方栽种棉花，贵定产茶。

清代贵阳城分内、外两城，内城有街道80条，外城有街道34条，还有近城街道9条。客民以“乡土之链”结合建立会馆，有陕西会馆、江西会馆、江南会馆、浙江会馆、福建会馆、两广会馆、湖北会馆、湖南会馆、四川会馆、云南会馆，还有北方五省会馆和兴义八属会馆。会馆既是同乡会组织，又是工商业组织，以同乡关系联合起来，控制某些行业，与其他地方的商人竞争。各行各业建立行会，晚清已有七十二行，并建立商会。在贵阳设立宝黔局，铸造“制钱”，通行全省。光绪十三年（1887）贵阳即通电报，二十一年（1895）设邮政局，三十四年（1908）城内已有电话。

全面抗战期间又有一次大的移民，许多机关、学校、企业迁往贵州，大批教师、学生、职工、家属集体迁来，更多的是从沦陷区及各战区分散流入的难民，他们都是因避战祸迁来的移民。移民来源广泛，人们把来自东北、华北的人称为“北方人”，把长江中下游的人称为“下江人”，把广东、广西的人称为“老广”。这些人来自发达地区，带来了科学技术、资金、设备，推动了贵阳经济发展。据统计，民国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1937～1945）过往贵阳的人口70多万，不少定居贵阳，全面抗战前贵阳人口12.13万，民国三十七年（1945）猛增至28.45万人。

迁到贵阳的工厂100多家，使贵阳工业迅速发展起来。贵阳马王庙修车厂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汽车修配厂，设备由美国提供，有美国工程师和外地技工，每年大修汽车400辆，还制造多种汽车零件。汉口迁来的中国煤气机制造厂，在汽油紧缺的情况下研制出木炭汽车，跑遍西南各地。爱国华侨王振相等在贵阳开设中南橡胶厂，公路总局在贵阳建车胎翻修厂，橡胶工业由此诞生。股份制企业蓬勃兴起，通过集资、融资，整合内迁企业和本地企业，有几十家股份公司。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规模最大，自办梵净山金厂、贵州炼油厂、贵州化学工业厂等9个企业，合办贵州矿务局、中国机械制造厂、中国煤汽车营运公司、贵州煤矿公司、贵阳电气公司、贵州烟草公司、贵州水泥公司、贵州木业公司、大兴面粉厂、贵州缫丝公司、贵州火柴公司、贵州制糖公司等企业，还投资贵阳中国国贸公司、中国农业机械公司等15个企业，对贵州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贵阳商业繁荣，百货、绸缎、布匹、棉纱、盐业兴盛，旅社客栈多，服务行业多，茶楼酒肆多。金融活跃，中央、中国、农民、交通四大银行及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农本局在贵阳设立分支机构，广东、广西、湖南、昆明等地方银行在贵阳设立分行，上海、天津、重庆等地的15家商业银行在贵阳开业，贵州也成立了贵州银行和聚康银行，还有中国保险公司、太平保险公司和太平洋保险公司。

在中央农业实验所帮助下建立的贵州省农业改进所，研究、改进农业、林业、畜牧业等方面的技术方法，在贵阳设立图云关第一林场、长坡岭示范经济林场、园艺试验场，引进和推广烤烟最有成效。又与农林部贵州省推广繁殖站、中央农业实验所、农业促进委员会及贵州粮食增产督导团成立贵州省农业推广联合委员会，推广近代农业技术，提高贵阳农业生产水平。中央水利实验处在贵阳建立贵州省水文总站，珠江水利局第五测量队在贵阳乌当、中曹司建设灌溉工程，资源委员会水力发电勘测总队修建修文河水电站，军政部在清镇设种马牧场。

建省后贵阳文教日渐兴起

明朝建立，太祖朱元璋即提出“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方针，把“移风善俗，礼为之本，敷训导民，教为之先”定为“安边”的基本国策。明初将元代顺元路儒学改为贵州宣慰司学，令土司子弟入学，贵州卫、贵州前卫军生及宣慰司城民生均在此就读，其规模、学术为全省之冠。以后陆续建立龙里卫学、新添卫学、威清卫学及文明书院。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贬谪贵州龙场（今修文），创立“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新说，与正统的程朱理学相抗衡。“龙场悟道”是王学的起点，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首讲“知行合一”，又创办龙岗书院，开启一代新风，以后的阳明书院、正学书院皆以传播王学为宗旨。教育兴起，人才辈出，在全省1145名举人中贵州宣慰司占284人，贵州宣慰司、贵阳府及贵州、贵前、新添等卫共出进士26人，居全省之首。永乐年间，建“阴阳学”掌历法，测灾异，建“医学”推广中医，设“僧纲司”掌佛教，设“道纪司”掌道教、祭祀。

清代教育又有发展，府州、县学纷纷建立，贵阳有贵山、正本、正习三书院，府属州县建书院10所。城镇乡村办起社学、私塾，少数民族地区兴办义学。清代贵阳府出了900名举人、100余名进士，还出了武状元曹维城、文状元赵以炯。赵以炯为“滇黔两省以状元及第夺魁天下第一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贵州举人赴京会试，康有为集18省举人在京召开会议，联名上书要求变法，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参加会议的1300余人，签名时仅600余人，而贵州有95人，居全国第二，约有一半是贵阳府举人。

光绪二十二年（1896），时任工部侍郎的贵阳人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建议在京师及各省设大学堂，府设中学堂，州县设小学堂，两年后新式学堂纷纷建立。二十三年贵州提督学政严修创办经世学堂，以后贵州又办起了贵州高等学堂及优级师范选科学堂、法政学堂、农林学堂、矿业学堂、武备学堂、高等巡警学堂等。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寻常小学堂（后改乐群小学）、民立小学堂（后改达德学校）、光懿女子学堂影响最大。三十四年（1908），贵阳创办了《黔报》《西南日报》和《自治学社杂志》。宣统三年（1911）富商华之鸿创办的贵阳文通书局开业，仅晚于商务印书馆，比中华书局、世界书局都早。

新文化运动在贵州引起巨大反响，民国七年（1918）在贵阳建立少年贵州会，以“少年精神”振兴贵州、振兴中华。最响亮的口号是“警醒夜郎”，反对“抱残守缺、故步自封”，提倡开放、奋进精神，永葆青春，竞争不息。他们高举科学（赛因斯）和民主（德漠克拉西）两大旗帜，适应社会进步和时代潮流。为了培养“少年精神”，以话剧运动做开路先锋，提倡体育以健全体魄，提倡游艺以打掉暮气，开办讲座传播新思想，开办英、法、德、日文班扩大文化交流。

抗日战争期间，出现了一次波澜壮阔的“文化西迁”，大批高等学校、军事院校迁到贵州。上海私立大夏大学、长沙国立湘雅医学院、杭州私立之江大学工学院迁到贵阳，在贵阳办起国立贵阳医学院、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国立贵州大学，高等教育在地平线上升起。教育部在贵阳设立国立十四中、国立战时中学、国立青年中学，推动了中等教育发展。贵阳多渠道办学，有省立、公立、私立中学数十所。为适应贵州建设的需要，还创办了省立贵阳高级工业、农业、商业、医事学校，省立贵阳师范学校、贵阳女子师范学校都有发展。

“战时文化”高涨。商务、中华、世界、正中等大书局在贵阳设立分局，贵阳文通书局跻身于全国七大书局之列。贵阳有报纸、杂志数十家，贵州广播电台用国语、英语、马来亚语及沪语、粤语、厦语、客家语向国内外广播。贵阳建立了贵州省立图书馆、科学馆、艺术馆、物产陈列馆和民众教育馆，先后建立了几家电影院，川剧、京剧、评剧、杂剧云集贵阳。话剧运动高涨，沙驼话剧社及青光、青年、民教等业余话剧社十分活跃。群众性的歌咏活动遍及机关学校、城市乡村，高唱抗日歌曲。许多著名画家在贵阳举办画展，牛鼻子创作《漫画贵阳》，故宫博物院在贵阳展出100多件书画精品。体育运动也很活跃，以篮球竞赛、赛马、国术最为突出。

专家、学者会聚贵阳，科学家如夏元栗、李书田、丁道衡、谌湛溪、乐森璕、皮作琼、罗登义、张永立，医学家如林可胜、李宗恩、张孝骞、朱章赓，文学家如谢六逸、李青崖、蹇先艾、曹未风等济济一堂。科研机构有贵州省农业改进所、贵州矿产探测团、中央水利实验处、中央卫生实验院、贵州省抗疟所、中央国医馆贵州分馆、贵州气象所等。学术团体众多，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华学艺社、中华医学会、中国工程师学会都在贵阳设立分会，还有技师、中医、护士、会计、新闻记者、文艺界等学会、协会。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迁到贵阳，国际援华医疗队也来到这里，成为全国战地救护中心。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也设在图云关，成为全国军用卫生人员培训中心。